（原标题：出乎预料的中信银行）
文丨李登军
美编丨李成蹊
出品丨牛刀财经（niudaocaijing）
一面是净利润逆势增长，一面是屡收监管部门大额罚单，这就是让外界出乎意料的中信银行。
看似矛盾的表现背后，折射出这家老牌商业银行在业绩压力与合规风险之间的深层博弈，其经营版图下的隐忧正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
业绩承压的中信银行，屡收大额罚单
翻阅中国商业上市银行中，中信银行无疑是比较优秀的一家。
天眼查显示，中信银行 ，成立于1987年，位于北京市，是一家以从事货币金融服务为主的企业，对外投资了50家企业，参与招投标项目9652次，风险方面共发现有天眼风险信息312775条。
2025年已成为中信银行的“罚单高峰年”。密集的罚单暴露了中信银行从贷款发放到资金监控的全流程管控疏漏。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5年9月12日对中信银行开出罚单，罚款金额为550万元。处罚原因是"理财回表资产风险分类不准确"和"同业投资投后管理不到位"这两项违规行为。
2025年4月，武汉分行因“项目贷款管理不到位、固定资产贷款发放不审慎、保理业务基础交易不真实”等严重违规行为被处以170万元罚款。
（图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
6月，吕梁支行、柳林支行及交城支行又因“贴现业务管理不到位”被合计罚款70万元。
中信银行的违规问题呈现出多维度、多环节的显著特征，主要集中在信贷业务管理、理财与投资业务以及数据报送与合规管理三大领域。
在信贷业务管理方面，贷款“三查”环节存在严重疏漏，贷前调查不够深入细致，贷中审查流于形式，贷后检查未能及时跟踪资金流向，导致贷款资金挪用现象频发，同时贴现业务管理也存在诸多不到位之处。
理财与投资业务领域同样问题丛生，理财回表资产风险分类不精准，难以真实反映资产质量状况，同业投资投后管理缺失，无法有效监控资金使用与风险变化，理财产品设计和投资运作过程中也屡屡出现不合规情况。
而在数据报送与合规管理方面，不仅存在监管数据错报的问题，影响监管部门对银行经营状况的准确判断，还未能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给金融安全与客户权益保障带来潜在风险。
这些案例仅是中信银行合规问题的冰山一角，同类问题在中信银行屡禁不止。
这种“屡罚屡犯”的现象暴露出中信银行在合规文化建设和内部控制机制上存在深层缺陷，尤其在信贷审批、资金流向监控和数据治理等核心环节未能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和审查机制，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
未来，中信银行若不能从根本上完善治理机制、强化合规文化，并平衡好业务扩张与风险控制间的关系，恐将在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下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发力零售战略转型，但疲态尽显
在合规危机下，中信银行2025年上半年财报也暴露出其日益严峻的经营压力。
财报显示，上半年中信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057.62亿元，同比下降2.99%，然而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却逆势同比增长2.78%，达到364.78亿元。
（图源：中信银行财报）
这一看似矛盾的“一降一增”现象，实则源于中信银行大幅压缩信用减值损失的策略调整。该项支出同比减少48亿元至295.7亿元，通过风险成本管控人为“做厚”了利润。
若剔除这一因素，拨备前利润同比下降2.5%，这一数据更真实地揭示了其盈利能力的实质性下滑。这表明银行盈利质量不高，过度依赖财务手段调节利润，长期来看，若无法提升真实盈利水平，将难以维持稳定发展。
（图源：中信银行财报）
净息差收窄成为营收下滑的重要推手。上半年，中信银行净息差为1.63%，同比下降14个基点，相较于2020年2.26%的高点，已累计下滑63个基点。
这一压力主要源自资产端收益率的下降，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从3.83%降至3.33%，尽管负债成本率也从2.12%降至1.73%，但仍未能完全对冲资产端收益的下滑幅度。
资产端收益率下降幅度大于负债成本率下降幅度，反映出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上面临困境，在利率市场环境下，资产端获取收益能力减弱，负债端成本管控虽有一定成效但不足以弥补资产端损失，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威胁。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信银行资产配置出现了显著分化。存放同业款项及拆出资金规模同比暴增48.7%，而贷款总额仅增长1.43%。
这一变化反映出，在优质信贷项目稀缺的背景下，中信银行不得不转向低收益但风险相对可控的同业资产，以寻求短期内的资产质量稳定。
中信银行零售战略转型之路同样荆棘密布。上半年，零售银行业务营业净收入同比下降6.9%至404.85亿元，与中信银行高调提出的“零售第一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令人担忧的是，零售贷款不良率从去年末的1.25%攀升至1.29%，其中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更是高达2.44%。
信用卡业务全面收缩，交易量同比下降10.13%，业务收入下降5.91%，成为拖累零售业绩的沉重包袱。
尽管零售管理资产余额增长6.52%至4.99万亿元，但零售税前利润贡献占比却从2021年的34.7%急剧萎缩至11.4%，规模增长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效益。
资产质量方面，分化特征愈发明显。
公司贷款不良率从1.27%降至1.14%，但个人贷款不良率却有所上升；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的不良贷款占公司不良总额的60.84%，尽管房地产业不良率下降0.32个百分点，但建筑业及电力热力供应业不良率却有所上升。
中信银行 2025 年上半年的业绩困境，本质是“盈利模式单一化、资产配置保守化、战略执行碎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短期靠财务调节与保守配置掩盖风险，长期则面临核心盈利下滑、战略转型受阻的双重挑战。
若不能尽快重构盈利逻辑、强化零售业务竞争力并优化风险管控体系，其市场地位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将进一步承压。
高管接连“暴雷”，内部治理亮起红灯
在合规危机如阴霾般持续笼罩之下，中信银行高管团队再掀“地震”，内部治理的警报也再度拉响。
（图源：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
2025年7月10日，中信银行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袁东宁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信银行纪委与六盘水市监委联合展开审查调查。
这已是近一年内中信银行第二位总行部门级高管落马。早在2024年9月，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原副总裁罗金辉就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接受调查。
（图源：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
到2025年5月，六盘水中院一审披露其受贿金额竟高达4437万元，揭开了他在融资、股票大宗交易及债券回售等环节为他人谋取私利的黑幕。袁东宁长期主导零售与财富管理业务，曾大力推动“智慧网点项目”。
截至2024年4月，全行已建成20余家智慧网点，还计划年底实现10%网点智慧化升级。他的落马，不仅让这一重点项目前景黯淡，更暴露出业务推进过程中权力监督的严重缺失。
连续发生的高管腐败案件绝非偶然，而是中信银行内部治理系统性失效的集中体现。这些案件深刻反映出中信银行在权力制衡、监督机制以及合规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深层缺陷。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这些高管们的腐败行为呈现出跨周期、跨领域的“连续性特征”。从原行长孙德顺受贿9.795亿余元被判死缓，到分行层级高管如广州分行谢宏儒、宁波分行吴学文等，再到总部门负责人罗金辉、袁东宁，形成了一条延续多年的腐败链条。
（图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孙德顺案堪称典型，他拒收现金，转而通过“影子公司”、金融产品交易等复杂手段掩盖利益输送，充分展现出腐败行为的高度隐蔽性和专业化。
高官们这种“前腐后继”的塌方式腐败，不断强化市场对其内控失效的负面认知，严重侵蚀了客户信任和中信银行的品牌声誉。
更为根本的是，中信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近十年来，中信银行在“行长负责制”与“董事长负责制”之间反复摇摆不定。
2016年李庆萍任董事长后推行“董事长负责制”，2021年又改回“行长负责制”，2023年方合英上任后又再次回归“董事长负责制”。
这种核心责任制度的频繁变更，导致战略执行缺乏连贯性、决策权限模糊不清、内部管理混乱无序。领导层的持续动荡，也使得中信银行“零售第一战略”等长期转型举措难以有效落地实施。
中信银行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必须进行一场“刮骨疗毒”式的深度变革。若不能从根本上重塑内控体系、扭转零售颓势、遏制高管腐败，并在规模扩张与合规经营间找到平衡。
唯有如此，中信银行方能跳出腐败频发与治理失效的恶性循环，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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